“假设是日高邦彦的话，那他和《禁猎地》里的滨冈在形象、气质上全都符合吗？请就你的主观回答，没有关系。”
“我觉得好像符合，不过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先入为主。因为，我刚刚也说过了，事实上，我几乎不了解日高这个人。”藤尾美弥子慎重地，尽量避免讲得太过肯定。
最后我问她，关于《禁猎地》一案，她们抗争的对象从日高邦彦变成了野野口修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
“不管怎样，先等野野口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说吧。”她以冷静的语气回答。
关于日高邦彦被杀一案，我至今依然穷追不舍、不肯放手，我想上司看在眼里不是很高兴。犯人已经招认，连亲手写的自白书都有了，何必还四处探问？他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？”
上司不耐烦地问道。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认本案件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。别的不谈，此次很多被视为重要证据的线索，都是我亲手找出来的。
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必要再查下去了。野野口伪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拆穿，他和日高之间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。说老实话，我甚至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骄傲。
我之所以会产生怀疑，是在病房里帮野野口做笔录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进出某个想法，不过，当时我没有理它。因为那个想法太过奇怪，也太超现实了。
不过，就算我能暂时忽略，也无法一直避开，那个古怪的想法在我脑海盘旋不去。说老实话，从逮捕他以来，我就经常有种误入歧途的不安，如今这种感觉又更加明显了。
或许是因为不管就刑警工作或人生历练而言，我都还很生嫩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。这是非常有可能的，可是，我却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就此让案件画上休止符。
为求保险起见，我试着重读野野口修所写的自白书。结果，我找到了好几个先前不曾看出的疑点：
一、日高邦彦以杀人未遂的证据为要胁，强逼野野口帮自己代写作品。不过，反过来说，如果野野口抱着舍弃一切的觉悟，主动向警方投案的话，那么日高也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，说不定会因此断送作家的生命。难道日高不担心这个吗？虽说到最后野野口以不想连累日高初美为由，没有去自首，不过，一开始日高邦彦应该没有把握事情会这么发展吧？
二、日高初美死后，野野口修依然没有反抗，是为了什么？笔记里他自述，是因为懒得和日高打心理战。不过，在这种心态下，一般人应该会选择舍弃一切，出面自首才对呀。
三、认真计较起来，那卷带子和那把刀子真的可以作为杀人未遂的证据吗？录影带拍的只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画面，而刀子上也没有血迹。此外，除了凶嫌和被害者以外，在场的只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。根据初美的证词，野野口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应该也不低才对。
四、野野口写到自己和日高的关系，说他们变成“合作无间的伙伴”，这种情况下结成伙伴，有可能合作无间吗？
关于以上四点，我试着向野野口求证，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，不外是：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，不过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现在你才来问我为什么会那样做，或为什么不那样做，我也只能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。总之，当时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常理可以推断的。”
野野口要这么回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是物质层面的东西，我还可以提出反证，偏偏这四点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最大疑问，一言以蔽之，是“个性”的问题。
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办案人员，我对野野口要了解多了。在我的认知范围内，这个人的个性和他在自白书里所讲的那些内容，怎样都凑不起来。
渐渐地，我已无法抽离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设。因为，如果那个假设是正确的，一切的问题都将迎刀而解。
我去见日高理惠，当然有特别的用意。倘若我的推理（严格说来，现在只能称之为幻想）是正确的，那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笔记，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。
不过，我从她那里打探不到任何关键性的线索，唯一的收获就是那瓶香槟，它是否能够佐证我的推理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野野口的笔记里没有提到香槟，会不会只是他漏写了？还是有其他特别的理由？平常不会拿酒做礼物的野野口，那天特地带了香槟前去，我想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含意，如果真的有，那会是什么？
遗憾的是，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出来，不过，关于香槟的事，好像有必要先把它存在记忆里。
我想，我最好重新审视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那么必须回到原点，从头开始才是。
第41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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